我们的爸爸一直不断学习新生事物，关心社会动向，参加一些会议并讲话，抽时间解答患者的问题。爸爸兴趣爱好广泛，唱京剧、打麻将、玩桥牌、下围棋等。病前每周还玩2-3次麻将。他都是乐观、健康地生活和工作。他每天都在看五种以上的报刊，重要的文章剪裁后将报纸整整齐齐叠放在一起，他每天都看电视新闻，还和我们讨论一些重要事件。年轻人今天会玩的他都有兴趣，如电视购物、电话购物、期刊购物，网络购物等。甚至还在用苹果平板电脑ipad和年轻人玩微博、发微信，传照片，看视频，扫二维码。直到他病倒前的早上还在写每周一篇的回忆性散文。他对三山叶氏家族有着深厚的感情，以作为叶氏家族的后人为荣，对宗亲家人们情深意切，每次家人聚会上他都会风趣的讲话，唱京剧，说相声，猜谜语，吟诗词，他有一颗越活越年轻的心！他一直是一个生活完全自理的健康老人啊，我们怎么也没想到他会走的这么匆忙！

  爸爸匆忙的离去，但他热爱事业、知识渊博、豁达睿智、为人低调、公正廉洁、助人为乐的高尚品格给我们留下深刻的印象！他是我们敬爱的爸爸，又是我们的良师益友！他老人家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楷模！也是我们生活和工作的动力源泉！他留给我们的是一生受用不尽的珍贵的精神财富！我们真的好幸运做他的女儿！我们永远深深的爱着他，他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他1924年7月21日出生于北京，先后就读于北京师范附小、北京第四中学、辅仁大学附中、燕京大学高中部。1942年，他认为学医可以济世救人、报效社会，于是决定报考北京大学医学院的医疗系并被录取。从此开始了六年之久的学医生涯。1948年7月，在胡传揆教授的指导下，完成了《梅毒的青霉素疗法》毕业论文，各科成绩均佳，获医学士学位。毕业后，被留校任北京大学医院皮肤性病科助教、住院医师等职。在胡传揆、王光超教授的精心培养下，他的专业学识和技术能力有所提高，良好的医德获得患者的好评。

  1949年11月，北京市第二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通过了封闭全市妓院的决议。为了给解放了的妓女诊治性病，在胡传揆教授的带领下，组织了一支医疗队，他从始至终参加了这项工作。

  1950年秋，中央卫生部根据全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提案，组织了中央防疫总队第七大队前往西北少数民族地区开展防治性病和巡回医疗工作，经胡传揆教授的推荐，他被任命为大队长，率领60多名医务人员赴甘肃省的夏河、卓尼、东乡、临夏以及青海省的湟源、海晏等地进行了为期9个月的防治工作。他们爬雪山、过草地，深入农牧地区，挨家串户，为患病的各族人民精心诊治，治愈了大批的性病患者，深受缺医少药的当地群众热烈的欢迎，也为控制性病的传播创造了有利的条件。1951年7月防疫大队返京后，他又奉命率领中央内蒙古卫生队前往内蒙古新巴尔虎旗开展性病防治工作；同年9月，全国民族卫生会议在京召开，他应邀到会，介绍了在少数民族地区开展性病防治工作的经验。会议结束时他还受到毛泽东主席的接见。这次会议明确了性病防治工作是民族卫生工作的三个重点任务之一。为此，1951年10月，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和中央卫生部联合组建了中央民族卫生工作大队，再次任命他为大队长，率领一百多名医务人员于1951年11月前往西康省藏族自治区开展性病防治、巡回医疗、妇幼保健、卫生防疫和人员培训等工作。当时，自治区刚刚解放不久，当地的治安、交通和生活条件都很差，再加上崇山峻岭，深沟峡谷以及空气稀薄，高山反应等，使内地来此的队员感到很不适应。他本着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以身作则，不畏艰险，战胜困难，终于在两年多的时间里，走遍了全区20个县，在他的带领下胜利完成了各项任务。他们共诊治患者20多万人次，其中确诊为梅毒患者8000多人，淋病患者1700人，均予以青霉素治疗，取得良好疗效。他认识到卫生大队只是个临时性的机构，要想使缺医少药的少数民族地区建立起自己的卫生医疗机构，必须大力培养当地的本民族的技术骨干。在他的精心安排下，两年来为当地培养了40多名中级卫生人员，他们后来都成了当地卫生战线的技术骨干。卫生大队的工作不仅是治病救人，同时也是为了促进民族之间的友谊与团结。卫生大队所到之处都受到当地群众的热烈欢迎，藏族同胞亲切地称呼卫生大队的同志是毛主席派来的好门巴(藏语为医生)。2001年10月，为了纪念中央民族卫生工作大队赴藏区巡回医疗50周年，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和国家卫生部联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召开座谈会，充分肯定了卫生大队当年在藏区工作的业绩，并颁发了“造福藏区人民的白衣战士、促进民族团结的一代功臣”荣誉证书。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节目组评选爸爸为“东方之子”，进行了专题报道。

  1953年年底，中央民族卫生工作大队圆满完成各项任务后，他率队返回北京。适逢中央卫生部在北京筹建中央皮肤性病研究所，他服从组织分配，调至该所参加筹组工作。1954年5月，中央皮肤性病研究所正式成立。从此，他在该所工作至今已60年，先后担任主治医师、门诊部主任、性病麻风防治研究组副组长、麻风病研究室主任、研究员、副所长、学术委员会主任、博士生导师、顾问等职，并一直从事性病与麻风病的防治研究工作。

  经过多年的努力，至1964年，全国除个别地区外已经基本消灭了性病。为此，他协同胡传揆教授等撰写了《我国对梅毒的控制和消灭》一文，并在1964年在北京召开的国际科学讨论会上宣读。新中国建国后仅仅用了15年的时间就将危害人民身心健康的性病基本消灭了。这一辉煌的成就受到国际舆论的高度重视与赞扬。进入20世纪80年代，随着国内外人员的广泛接触，流动人口的大量增加，再加上社会行为和性观念的改变，致使性病在我国死灰复燃，再度流行，而且被称为20世纪瘟疫的艾滋病也已传入国门。面对这一严峻形势，他深感忧虑和不安。他多次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期间提出开展性病防治工作的建议，并主持召开了性病防治讨论会，对今后的防治策略与措施向国家卫生部提出了建议。由于领导的重视，我国再次开展了大规模的性病防治工作。国务院建立了防治艾滋病性病协调会议制度，组织各有关部门分工合作，卫生部成立了性病专家咨询委员会和全国性病防治中心，各地也相继建立了防治专业机构。他被任命为性病专家咨询委员会主任委员。虽已年近古稀，他仍积极投入到防治工作中，为培训专业技术人员、编写性病防治手册、制订防治工作规范、组织经验交流会、开展性病咨询活动、指导科学研究，做了大量的工作。他还担任了世界银行性病贷款项目专家评审组组长，与国内外专家共同组织了27项性病防治研究课题，都已取得成果。此外，他还多次通过电视和广播宣讲防治性病艾滋病的科学知识。主编了《性传播疾病诊疗与预防》、《实用性病学》、《皮肤性病防治》、《性传播疾病》等专著，为控制性病的蔓延继续作贡献。

  1956年，协助卫生部草拟了麻风防治规划。1957年6月，他参加了在济南市召开的建国后首届全国麻风防治会议。此时，他已决心要为麻风病的防治事业奉献一生。更加强了搞好麻风防治研究工作的信心与决心。学习结束，他回到中央皮研所后，该所刚刚组成性病麻风防治研究组，由著名的马海德博士任组长，他被任命为副组长。他与马海德博士都认为麻风病不仅是个卫生医疗的问题，同时也是一个社会问题，只能采取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相结合的综合性防治措施才能奏效。他和马海德博士率先提出了《以县为单位控制麻风综合防治措施的研究》课题，在江苏省海安县和广东省潮安县与当地协作进行试点，效果十分明显，己在全国推广，并获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奖。他和同事们还在麻风病的流行病学、社会医学、早期诊断、治疗方法、康复医学等方面取得多项研究成果，曾获国家和卫生部科技进步奖。

  1981年世界卫生组织在日内瓦总部召开麻风病化学治疗研讨会，中央卫生部派他为代表参加了会议。在为期一周的会议上，他与各国专家交流经验，共同制订了麻风病多种药物联合化疗方案。

  1982年，应比利时达米恩基金会的邀请，卫生部组织了由马海德、爸爸、苏骏瑞三位专家组成的麻风考察组，前往日本、美国、加拿大、英国、比利时、瑞士、印度和泰国考察各国的麻风防治与研究工作。他们一方面详细了解各国在麻风防治与研究方面的好经验，一方面向国外介绍中国防治麻风病的成效。他还应美国疾病控制中心的邀请做了题为“新中国麻风防治与研究进展”的专题报告，受到热烈欢迎。考察组回国后，向卫生部作了汇报，提出了改进我国麻风防治策略、加强国际交流、成立中国麻风防治协会、出版中国麻风杂志等建议，均被采纳。

  1982年，卫生部成立麻风专家咨询组，任命他为组长。1985年中国麻风防治协会成立，马海德任理事长，他先后当选为副理事长、秘书长、理事长、名誉理事长等职。同时还兼任过中因麻风防治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国麻风杂志主编等职；

  1984年，第12届国际麻风大会在印度新德里召开，他参加了大会并宣读两篇论文，其中雷公藤治疗麻风反应的报告受到许多专家的重视。1989年，第13届国际麻风大会在荷兰海牙召开，他作为中国代表团副团长，主持了麻风流行病学分会场的讨论，并当选为国际麻风学会理事。1993年，第14届国际麻风大会在美国奥兰多召开，他再次当选为学会理事，他在理事会上积极争取第15届国际麻风大会在中国召开，获得大会一致通过。1998年，第15届国际麻风大会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召开，他任组织委员会副主席，积极参与大会的各项组织工作。大会的顺利成功，得到各国专家的好评。

  作为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的导师，爸爸还培养了我国第一个麻风病学硕士研究生。他指导该研究生完成了“中国汉族麻风病人HLA-A．B抗原的频率分布”毕业论文，这在国内外都是首报，对研究麻风病的遗传因素具有学术价值。培养硕士、博士研究生一批又一批，可谓桃李满天下。

  他在八十年代先后当选为江苏省第五届人大代表和第六、七两届全国人大代表。并多次参加国际性的麻风学术会议并接待国外专家来华考察，结识了许多国际知名的麻风病学专家，建立了友好关系，为增强国际合作、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选派我国麻风防治研究人员出国进修创造了有利条件。

  他在国内外医学期刊上发表麻风病方面的论文30余篇。主编了《实用麻风病学》、《麻风防治手册》、《麻风联合化疗手册》、《麻风实验室工作手册》、《麻风护理手册》等专著。

  他还先后担任过世界卫生组织专家咨询委员、国际麻风杂志编委、亚洲皮肤科学会理事、美国临床皮肤科杂志编委、中华皮肤科委员会常委、中华皮肤科杂志副总编、国外医学皮肤性病分册主编、中国医学科学院学术委员、中国性病艾滋病防治协会顾问、中国性学会顾问等兼职。

  我们的爸爸为人正直、待人诚恳、热爱专业、深入基层、治学严谨、淡泊名利，关心对年轻人的培养。他是国家人事部批准终身不退休的教授，但他多次给皮研所领导打报告申请退休，让出编制，直至去年12月又再次打报告，经批准，今年1月办理退休手续。

  他以“自强不息”、“有志者，事竟成”为座右铭。1985年，花甲之年的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多次被评为优秀党员。1991年荣获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证书。曾获全国防疫防病先进个人、全国麻风病防治工作先进个人，中国医学科学院先进工作者、江苏省优秀科技工作者等称号，并接受了美国传记研究所颁发的终身成就金象奖。主编《中国现代科学全书皮肤病与性病学》等著作12册，在国内外发表论文60余篇，2001年，他作为主要完成人之一的《全国控制和基本消灭麻风病的策略、防治技术和措施研究》成果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一等奖。他以耄耋之年，还为我国的皮肤病、性病与麻风病的防治工作不懈的努力奋斗！

  回顾爸爸精彩传奇的一生，真可谓是生命不息，奋斗不止，让我们高山仰止！

  爸爸虽然离开了我们，但他永远活在我们心中！我们永远怀念他！

  我们最敬爱的爸爸安息吧。